在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无论是为国王而战，还是为人民而战，统统保证不了士兵的士气。

原因就是抽象而宏大的口号，在真实的厮杀中，毫无意义。血战之下，士兵不仅不相信，而且还会反其道而行之。

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序幕。协约国和同盟国攒足了劲，一定要致对方于死地。

然而，就是在这一年的圣诞节，双方士兵自动停火了。而且，居然搞起了联欢会。但这可不是各国元首和前线将军们的计划，完全是士兵自发的。

刚开始，大家隔着壕沟互致问候；接下来，走出壕沟一起唱歌。但是，这还没完。一个英国士兵的家信中提到：圣诞节当天，德军与英军，居然搞起了足球赛。因为条件太简陋，所以只能有一个罐头盒当足球。

但是，这种足球赛可不是一场。在其他战场上也组织了足球赛，而且还正规得多，大兵们居然还做出了真的足球。

圣诞节真好、足球真好，这就是人性啊。杀戮从来都不是人类想要的，和平才是大家孜孜追求的。

然后呢？战场上的德军，和对面的英军、法军，完全没有杀红眼睛架势，而且打出了友谊。关键是：这种友谊还越来越过分。

开始，是圣诞节，咱们不打了；然后，只要过节，咱们就不打了；接着继续发展，周末到了，咱们也不打了；但还没完，天气不好的时候，咱们也不能打。最后是什么结果？就是工作日开战，大家也不会死缠烂打。

为了能够让这种友谊持续下去，双方士兵不仅谨守这个不成文的规定，而且还要时不常地展现一下自己的作战技能。这种展现就是：突然之间向敌方阵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搞一顿暴力输出，机关枪、大炮、步枪，全都用上。但肯定不是要杀人，而且也不会杀人。目的就是要告诉对方：你看我多厉害，我不是打不死你，而是不打你。

电影《战马》中，有一个场景是：德军士兵与英军士兵一起挽救了那个主角战马。这是因为人性吗？可以这么说。但也可以说：在这之前，士兵们早就发展出了这种友谊或合作。

战争打到这种程度了，你还怎么保证士兵的士气。

什么是士气？

首先是敢去作战，不能被战争吓尿。

岳飞评价好士兵的标准，就两个：一个是拿得住枪。女真骑兵隆隆杀来，你不能连兵器都拿不住。一个是口中有唾，嘴唇不发干，说明没有紧张过度、还能听到命令。士兵做到这两条，就够了，上战场打仗就是能杀敌的好战士。

这就是标准，好的标准一定是具体可见的。

第二是主动作战，敌人不打我都不行，我一定要灭了他们。

但这时候就麻烦了。你怎么才能培养一伙屠夫、去屠戮别人性命？秦战国的办法是尚首功，杀一个脑地给你升一级爵位。匈奴人的办法是分战利品，还有单于要赐酒。要面子有面子、要实惠有实惠。这就够了。但是，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么个打法，上面的这套绩效考核全都行不通。原因就是战争的持续时间太长，也太惨烈。而且，没有多少机动中的运动战，多是静态下的阵地战。

同时，规则也变了。打完仗，士兵们也不能明着抢劫，战利品要归公。更不能尚首功了，残酷与否放在一边儿，关键是你没法统计。那怎么办？一战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对决。所以，为国打仗就是义务。于是，精神感召或意识形态，就成为了主要手段。

但是，之前说了，好的标准必须具体可见。为国、为民、为皇帝，这些个大词儿，经不起真实战场的考验。

所以，主动作战的这个环节，你就完成不了，士气自然激发不出来。而一战，本来就没有什么正义可言。现在看来是不正义的，当时看来，也差不多。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乌合之众，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，就是能够用脑子想问题。你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冲到人家法国去打仗了。你再说保卫家园、保卫百姓，这就有点儿扯了。可能，只有法国人和俄国人，会有这种国恨家仇的主动。

那怎们办？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，已经杀成了仇人。但是，前线的双方士兵，却打出了友谊。

还是英国人想出了办法。激发士气的手段，就是仇恨。只要打出仇恨来，士气就能激发出来。

于是，英国统帅部立即向前线投入了大量10到200人的突击队。任务就是杀德国人，作战地点不固定，今天在这里杀、明天去那里杀；直接受统帅部指挥，前线部队长官根本管不住。

英国人这么玩，终于把两军的仇恨给杀出来了。德国见到协约国的军队，就跟见到杀父仇人一样。于是，立即不顾一切地射出仇恨的子弹。而英国人看到自己的战友倒在血泊中，那也跟疯了一样，想也不想，必须拿起枪来、干死德国佬。

士气是被激发出来了。但是意义呢？士兵们到底是为何而战？

一战打得如此惨烈，你英国人说为女王而战，英国大兵能信吗？你德国人说为德皇而战，德国大兵能听吗？这种高大上的口号，在惨烈地厮杀中，根本毫无意义。

是为了国王吗？是为了国家吗？这些高度概括和高度抽象的东西，都不会成为士兵的意义。而没有意义，也就不会激发士气。那么，大家集体投降、集体逃跑、集体出工不出力，就应该是常态。然而，一战却非常惨烈，双方士兵全都杀红了眼。原因是什么？

有时候，我们不会为了一些高大上的口号而付出时间和生命，却可以为了身边人付出时间和生命。士兵们能够死命作战，把敌人当成仇人，就是因为自己身边的战友。你不去消灭敌人，敌人可能也消灭不了你，但会消灭你的战友。所以，那种小团体的凝聚力，才是士兵们的意义。而有了意义，士气也就能够杀出来。

以上关于士气的分析，只适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。放在二战，就更不能使用了。

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跟二战完全是两种性质。你真得说不出它有什么正义性，就是帝国主义的两大阵营互相争权夺利。

但问题是：一战最后打成这幅德行，几乎谁也拿不到利益。法国是战胜国，但法国都被搞得灭国了。德国多少战争赔款也弥补不了，关键是德国也给不起。俄国就更别说了，内部发生翻天巨变，沙皇都被处决了。英国也是战胜国，但英国也极大透支了自己的力量。大英帝国在一战以后，加速衰落。

所以，就要问一个更深刻的问题，那就是为什么非要打一战？

原因就是大家谁也没想到。

德国两线开战，按照德国统帅部的计划，东线战事会在40天结束，40天后再去干掉西线的俄国。然后，战争就结束了。

德皇威廉养兵养了这么久，然后拉出去打40天仗。这不过分吧？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，能在40天以内结束，那当然不会这么惨烈，更不会把全世界都给卷进去。但关键是：你德国人这笔账是怎么算的？

施里芬计划只是告诉德国人怎么打，但高效率结束战争，必须要有更硬的依据。

战争也是在博弈中演化的。

当进攻性武器占优的时候，战争的效率就会更高。比如最初称雄的是游牧骑兵，这时候，战争会变得频繁。高效率地杀了你，然后抢钱抢地还抢人，战争所得大于战争投入。所以，战争就会变得频繁。

但是，等长城和城堡这种防御性武器出现的时候，游牧骑兵就不行了。城墙就是绞肉机，骑兵的冲锋完全没用。即便在绞肉中取得了胜利，也是成本大于支出。所以，战争就会变得稀少。

但是，等火炮这种武器出现之后，就是进攻性武器完胜防御性武器。中世纪的城堡在火炮面前，顷刻间灰飞烟灭。拿破仑的标准战法就是先用大炮轰、再用骑兵砍。火炮与骑兵，就是碾压一切的存在。所以，战争又会变得频繁。

而进攻性武器，取决于两个能力：一个是机动能力，游牧骑兵之所以是冷兵器的王者，就是因为能够快速机动；一个是暴力能力，火炮之所以称雄，就是因为能够输出更多的暴力。好了，40天结束东线也就有了最硬依据。

按照德国人的计划，他们用铁路获取机动能力，可以高效率地集中兵力。同时，德国人高度重视机关枪这种杀手锏。机关枪的威力已经被英国人在非洲战场上检验了，屠杀效率要比游牧骑兵高出好几个指数。

所以，一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：英国人还在举着马刀冲锋的时候，德国人就是一个排面的机关枪招呼，来多少死多少人。

这位在金门战役中“牺牲”的“烈士”名叫汪呈松（原名王成松），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姜堰市曲塘镇，家中还有3位兄长。1948年，时年37岁的汪呈松在街上购买盐时突遭枪声，路人四散逃离，他被强行征召为国民党第21军士兵。不幸的是，他被征召之时，国军已经在战场上节节败退。一年后，他所在的21军在上海被解放军歼灭，他也成了战俘。后来，解放军将那些年龄较大的战俘遣送回家，而年轻的战俘则有的加入解放军，汪呈松也成了一名解放军士兵，随部队南征北战，参与了1949年10月的金门战役。正如前文所述，金门战役中解放军三个团的登岛部队全军覆没，大多数士兵牺牲，汪呈松再次成为战俘，他重返国军，成为驻守台湾的18军士兵。

当时，正值关系东北战局的锦州战役爆发，蒋介石为了解锦州之围，纠集十万大军向锦州进犯。东北野战军在必经之路、锦州西南的塔山设立了阻击阵地，由胡奇才亲自指挥。这是一场决定整个东北战局的关键阻击战，塔山一旦失守，将对我军造成严重威胁。

但是，德国人，包括英国人和法国人，都错看了机关枪。机关枪根本不是进攻性武器，而是防御性武器。你德国人摆一个排面的机关枪，那我英国人也可以。这时候，就看谁来进攻了。而且，机关枪与战壕、铁丝网这些新发明配合起来，简直就是吃人的堡垒。

1916年索姆河战役中，德国人摆了一条四十公里长的机关枪战线，迎接英国人十几个师的进攻。然后呢？一天下来，英军伤亡六万多人。这种仗就没法打。

防御性武器大于进攻性武器的时候，战争成本就会指数级增加，而战争收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所以，一战就是在大家都算错了的情况下，打了一场无比惨烈的战争。

而在防御性武器称雄的时候，战争不仅失去了成本，同时也失去了意义。打仗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国王，国王收不到钱。为了国家，国家都能打废。所以，一战的士气，只能靠宏观的民族主义和微观的小团体凝聚来支持。

但是，仇恨是非理性的。等战争结束、仇恨散去。整个西方世界重新反思一战，就真心找不到意义了。从什么价值观上看联华证券线上，你都找不到谁是彻头彻尾的坏人；同时你也找不到谁是彻头彻尾的好人。而关于一战的这种反思，也直接促成了二战之前整个西方世界对德国法西斯的绥靖。一战都把大家打怕了，关键是这么打来打去毫无意义。